地名，是一个区域划分的符号，也是一个地方的历史胎记，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情感浓度。平常我们口中所言的故乡，其实是一个被逐渐放大的单元，如果没有走出县，故乡就是我们的出生地；出了外县，故乡就是我们出生的县；跨过省界，故乡就升格成了我们出生的那个省；要是到了国外，故乡就会放大为我们出生的祖国。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动态概念，我原以为故乡是一成不变的。

我的故乡如果要精确到行政村组，细化到军用地图标识的地步，该叫月塘，一个富有诗意的域名。回廊式屋场建在半山腰上，放在城里，可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伴山公馆”了。月塘又有上下之别，我们祖辈居住在半山坡上的这个叫上月塘，山脚下的那个自然叫下月塘，有两口方塘相隔，用一条石板路相连，鸡犬相闻，往来频繁，心与泥土的脉搏一同律动。

父亲健在时，曾向我细述了上月塘的历史，因为族谱并无记载，估计也是代代承袭下来的“故事会”。那块“楚南望族”的匾牌已经作古，无处可寻。取而代之的是由故父撰写的那幅嵌名石刻对联：“月高但任云飞过，塘小却将日映来”。一个教过私塾的老先生看后如是评价：狷介狂傲，立于青峰之上！我读到的却是那一缕乡音、一份乡情、一盏灯影，这大抵就是言为心声的不同意趣罢了。

老家的地名以“塘”命名的居多，如月塘、皂塘、清水塘、排路塘、鲁车塘、羊角塘、日升塘……从地名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世代居此的先民深知无水便无修的农训和逐水而居的道理，十分重视水利设施的兴修。这是繁衍和繁荣的必然需要。

房屋地势较高的，则多以“岭”命名，像文牯岭、牛牯岭、云牯岭……牯岭，也许是一种乡音的叫法，或许也像庐山的“牯岭”一样，是英文COOLDING(凉爽之地）的谐音，我一直以为是某某姓氏加上“家岭”的后缀而作地名的，看来，也经不起推敲。

地势低平的，则以“坪”命名。如：桐梓坪、枫树坪……也有以族居大姓取名的，如唐家、王大屋……还有毫无规律可寻的，像秀屋矶、大岭行、酒铺、绿河池、猛虎跳涧、分手坳……

不论有着怎样的地名，这都是梦开始的地方。尽管故乡已慢慢看不见炊烟，正在现代化的潮汐中逐渐隐去，徒留一个孤单的身影于大山深处守望，那些地名依然是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它总是与荣誉不可分割，纵使有一天，我们没有归葬故园，也会归葬在毛边纸的族谱里。

地名，是家乡历史的印记。上月塘，系着我的乡魂。远望可以当归。如果我还没有归来，我一定会把你的名字留下，放在心里晾干，腌制成一道可口的咸菜，在想你的时候，端出来，下酒。

小时候，离开故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是唯一的，那是一条翻山越岭、穿垄过亩的羊肠小道，铺着清一色的石板，留下了光滑的历史履痕。

老家地名好记，八塘，估计在地名考中同名几率也很高。塘作为一个区别地域概念的量词，大抵始于明朝，古《清泉县志》中就有“五里一铺，十里一塘”的记载，如果依照现在的里程来推算，也是较为精准的。老家距离衡州府刚好八十华里，我不得不佩服古人的严谨。

从古衡州府一路蜿蜒西来的这条小路，曾一度称作官马大道，大体相当于今日带G字头的高速公路，“铺”跟服务区的功能相差无几，“伙铺”就是休息区。“塘”则设有驿站，开设了专供往来商贾、驿使歇脚的客栈，其舒适度、服务功能、娱乐功能均高于伙铺，还备有马厩和喂料场。多年前，我在八塘老街那个叫“陶行”（大概是专营陶器的集散地）的旧居前，还看到了三根并立的高大拴马桩，依稀可以映照出当年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来。

八塘是纸牌的故乡，鼎盛时期，老街上做纸牌的作坊有十几家，户户晒纸，家家印字，整条街挂满“贰柒拾”，到处弥漫着桐油的清香。这种家庭合作的生产方式打上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胎印，养就了传统八塘人骨子里的经商意识。当然，也形成了八塘人好赌的个性。在纸牌娱乐方式创新上，八塘人一直走在时代的最“前沿”。桌上有牌有酒，农闲时节，哪家随便一吆喝，三人一围坐，便是一场牌，打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这种劣根性至今也不见明显变易。玩物难免丧志，过去，有打牌贻误农桑的，也有打牌输掉田地家产的，更有甚者，还有因为打牌典当妻儿的，所作所为自是十足的败家子、纨绔子弟了，但那毕竟是特别的个案。凡事皆有利弊，打牌，是一种智力游戏，可健脑，可怡情，亦可养性。印象中的八塘耄耋老人，个个皆是慈眉善目，有金山万丈，玉海千寻之色，而无剑戟森森，鳞甲铮铮之态。看来，娱乐也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分寸由人，评说由人。

也有从不沾赌的，从这条官马大道走出，到外靠打铁、缝纫为生，我爷爷就是其中的一个，常年在郴州宜章打铁，终老才归。也有往来这条石板路，靠卖脚力谋生，远道广东乐昌一带为盐局商号做挑夫，俗称“挑南盐”，他们离土不离乡，做着艰难的体力营生，总比那些日赌夜嫖的浪荡子活得受人尊敬。

年，民国政府衡阳修建了通往桂林的砂石公路,从现在的泉湖（七塘）裁弯取直，经鸡笼街去往祁东、永州，八塘从此渐渐被边沿化，商家必经之地的优势逐渐动摇，日见式微，衰落凋敝。江山易主后，也不见起色，且愈发一蹶不振，昔日酒肆林立、车马喧嚣之地，终于湮没在山野丛林中，成为偏狭埋名的荒径。

激情的革命年代，八塘曾一度易名“新民”，老百姓用锄头挖出了一条三米宽的砂石公路，拖拉机的突突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白洋桥水库的修建，则直接切断了官马大道的“龙脉”，青石板在草丛中呻吟，那条充满高贵血统的小道开始长满青苔，渐渐失守、沦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古老的石板也被好事的村民一块块用铁锨翻起，成了修葺猪圈牛栏的上佳建筑材料。

近些年，新农村运动的“村村通”工程，渐次打造了宽阔平整的回乡之路，新湘桂线的动车以公里的时速从家门口呼啸而过，老家空巢的洋房也越建越多，逢年过节，我们开始堵在了回乡的路上.........这一切，并没有带给我多少惊奇，相反，我感觉故土陷入因整容而毁容的时代怪圈，看不到那条记忆中的石板路，身后的脚印、村子，梦里的八塘，连同乡愁，都渐行渐远，变得模糊不清。

家乡属于典型的山地丘陵地貌，有山不高，有壑不深，有水不阔，有田不广。植被倒是葱茏葳蕤，一年四季，郁郁青青。“唐家”左侧有峰兀立，呼作“将军岭”，得名由来已无从考证。如果历史可以大胆臆测，我想，应该是在某个朝代，某个镇守边关有功的将军，受到朝廷册封，赐良田美宅定居于斯，仙化后厝柩在那个山坡，所以命名“将军岭”。当然这种缺乏史料记载的臆测难以接近历史真相，近乎戏说。

我一直不太明白离家不过数百米之隔的那个中二型水库缘何取名“白洋桥”？古人定义“桥，为水梁也”，没有取名白洋町，盖因兴修大坝时架起了一座小桥吧。查阅《舒氏三修家乘》，里面有关于“白洋町”的详尽记载，甚至连田亩主人都被记录下来。町为田界、田地之意，白洋町用农村熟悉的语境表述，算是个大的垄口子了，在一个丘陵山地为主的乡村，是很难觅到这么一处集中连片的沃土良田，且地势开阔，光照水源也十分充足，怪不得历代被朝廷看重，累受册封，以奖军功。

白洋町修建水库约有六十年的历史了，那里的每一道波纹都刻有父辈的记忆。父亲是当年负责工程建设的指挥长，母亲在大冬天随同三千余名建设者一起喊着劳动号子，挑土打夯，那些珍贵的汗水就是注入白洋桥水库的第一股碧流。用石子堆砌的“农业学大寨”那五个十米见方的遒劲大字经不起风化的煎熬、皴裂的沧桑，早已不见踪影、魂宿大泽。心态急躁的人们急于向水索取，一年一捕，这些年再也看不到儿时比己身还高的青鱼、雄鱼了。水养万物，作为周边数千亩农田的灌溉水源，如果没有白洋桥水库，也许，这一方水土、人文，还有以谷稻为食的乡民，都将枯萎，成为无家可归的乞丐。

这一湖清波，是丰收的闹铃，是故土的命脉，是窖藏的老酒。她唤醒季节，催生希望，一旦拔了塞，奔流中便溢满陈年的芬芳。

将军岭、白洋桥，一山一水，不再单纯是一张故土的地域名片，而且可以烛照一个时代的脸面。我深爱这片汪野，这方灵动的山水值得我带着余年，抱朴还乡，筑庐为居，托体植骨。

乡音、方言，从来就属于故土的一部分。它流淌着血脉的亲情，给人以强烈的自身地域文化认同感。故乡，是一个人的根。而乡音，便是代表这条根的最深符号，也是一方水土、一方文化的最深烙印。当下的城市，已经成为南腔北调的汇集之地，所有的口音，都透露出投奔者的个人背景。于是，乡音成为投奔者们极力摆脱的对象。

我的家乡泉湖，地接衡祁，使用的方言属于南乡语系（大衡阳传统上有东乡、西乡、南乡、北乡之分），我在那生活时间虽很短，但还是从父母身上承袭了一口地道的乡音。这种地理表征和情感的纽带，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的语言习惯，它有着普通话难以比拟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以其鲜活自然传达出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性情与趣味。一个地域的方言无疑是一个地域最形象、最真实的一种展示。年岁愈长，感觉愈深。

前些日子，从好友处偶得一本李伯陶（---9)先生的《野语文说》，读之，爱不释卷。先生籍衡阳县大安乡，毕生传道衡阳县五中。多年执着于俗语的研究和整理，以衡阳方言为母本，涉猎广泛，尽搜野语村言，以雅释俗，成之天然，堪称一部衡阳地方方言百科全书。西乡与南乡原本一家，五十年代才析为衡南、衡阳，由于语言同源，读先生的文集，仿佛是在听一段乡音叙说的故事。尽管伯陶先生墓木已拱，但先生为留住这些“逐渐消失的声音”所付出的辛劳，是对文化多样性保护工程的莫大贡献。

语言是一种兼具工具属性和文化属性的特殊产物，在工具的标准和文化的多元之间，需要一种善意的平衡。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从心理上排斥方言俚语的存在。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有着特定的精准表达，它就是乡音、方言。在此不妨列举一些，练舌养耳。在我们老家，年长者常用“老人不翻古，后生失了谱”来说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鳙鱼头，草鱼尾，鲢鱼肚皮鲤鱼嘴”，这是乡村美食家的箴言；“想赚畜生钱，要和畜生眠”，道出了养殖业的真谛；“买田看塘，讨亲看娘”，言明办事要察本；“只有锅子煮白米，冇得锅子煮文章”，强调了务农为本；“上磨肩膀下磨脚”，言农桑、负重远行之苦；“口头打官腔，屋里擂斋汤”，喻人死要面子；“屋檐搭屋角”，谓近邻之亲；“背蓑衣打火”，告诫不要惹火烧身；“挖堪寻蛇打”，言无聊而自招危殆；“告花子卵，夹（烤意）不得火”，形象比喻秉性贫贱，富贵不得；“稿菅人，三日不打起灰尘”，以此告诫孩童不严管则放肆生事；“左拳不打，右拳不来”，说明于事于人付出而复补有时…………

在我的记忆里，一声“卖豆腐”的叫卖，至今还荡着悠悠的乡愁。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水墨山水画，虽没有色彩但底蕴深厚。乡音委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一种无法释放的情绪，无论走多远，都始终牵绊着乡愁。尽管，乡土不过方圆几平方公里，乡民，不过几百户人家，但哪怕喝一口井水，从味蕾到喉哽再到心间，都带着清凉的丝丝甜蜜，滋润着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些独特的乡村语言是故土鲜活的“族谱”、“史册”，跳动着我们生生不息的脉搏，是故土的标志，乡情的寄托，乡恋的梦境。无论我在怎样的年岁归来，我都不会忘记这些朴拙、最靠近田园样本的生动语言，它是我心中永远的梵音，也是无法取缔的乡村精神记忆。

（本文节选自我的原创乡土系列文学《故土杂记》）

作者简介：

余波，籍衡南泉湖，现供职于衡南某机关。著文写字虽不为稻粱谋，然大半辈子以五谷为业。勤于稼穑，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信奉以儒做人，以道养生，以禅养心，以墨尽责。闲暇时光，常透过笔下的每一个文字看社会，看风景，看世态；在定格的每一帧图片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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