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知青屋

作者：周敏之 　　著

出版社：东方文艺出版社

书号：ISBN---5-6

出版日期：２０２１年６月

定价：５８元

作者简介：

　　周敏之，湖南衡南人。曾插过队，成就了“知青”的称谓，也成就了“知青屋”；年后，相继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别成就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头衔；在高校一直从事理论研究和教学、管理工作，也就有了教授和研究生部主任的称呼。

第一章（节选）

一

昨天，钟明接到郝石的来信，异常兴奋，仔仔细细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郝石是他高中同学，他最好的朋友。１９７２年高中毕业后郝石下了乡，而他钟明却因为才１５岁，不够下乡年龄，成了待业青年。和郝石通信，是他苦闷生活中的一种期盼，一种倾诉，一种安慰。

天刚蒙蒙亮，大地还在沉睡，空中尚有浓重的水汽味，钟明一骨碌爬起来，把昨晚想好的话一口气写下：

郝石：

我的近况一如既往，一成不变：天上没有飞扬的云彩，地上的四周永远是寂静的光秃秃的群山。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着车站一班家属在车站月台上洗重晶石，忍受那班女人不堪入耳的粗俗的玩笑。我的生活就像永不消失的“滴答、滴答”的钟摆那样单调乏味。

郝石，你说你也苦恼，我能理解。你是班上物理高才生，热爱物理，尤其喜欢无线电，你要装配一部更大更好的收音机，可是农村的环境使你的愿望落空。然而，和我比起来，你要好得多，起码你不孤独。上次我到你那里，看到你们男女同学在乡村的月光下在夜风里说说笑笑，把我羡慕得不得了。要知道，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孤雁独飞。何况……

写到这里，钟明停住了笔。他本来想写郝石有雅琴陪伴。雅琴是他们同班同学，红扑扑的脸蛋，一天到晚笑个不停。钟明纳闷：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高兴事？居委会动员雅琴下乡，她奶奶心疼她，不让她去，与居委会大吵大闹，威胁说要是把她孙女下乡，她就死给他们看。居委会一来，她就把雅琴藏在大衣柜里，害得雅琴出气不赢，后来干脆把雅琴送到乡下亲戚家躲起来。雅琴终究熬不过居委会软磨硬泡，又想和郝石在一起，含着眼泪说服了奶奶，与郝石下到了一块。

上次在郝石下乡的住处，他看见她为郝石洗衣，郝石在旁瞅着，满脸幸福地微笑。他猜想郝石爱上了她。他悄声问郝石，郝石笑骂他人小鬼大。他不服，暗骂郝石假正经。

记得高二那年，郝石到他家，那天晚上小雪也在场。小雪情不自禁地在他钟明的鼻子上轻轻刮了一下，郝石抿嘴偷笑，事后还说小雪喜欢他，问他是否也喜欢小雪。小雪的举动本来就使他感到不好意思，脸一下就红了，郝石这么一说，就让他更加害羞，恨不得地面裂开一道缝钻进去。

郝石猜得不错。小雪喜欢他，他也喜欢小雪。本来他在信里想把他和小雪的事告诉郝石，让郝石分享他的快乐。但想到郝石对他保密，还骂他人小鬼大，不免来气：哼，装什么蒜！只不过比我大两岁，就拿出大人教训小孩子的架势！你和雅琴的事不让我知道，我和小雪的事也不告诉你。再说这种事说出来是有些难为情。

他轻轻吐了一口气，在“何况”二字上画了一笔，想想光画一笔还不行，“何况”二字后面必定还有话没说完，郝石鬼得很，要是他下次来信追问怎么办？干脆全部涂死，叫他分辨不出。涂掉“何况”二字以后，他继续写道：

你听说到现在为止铁路和地方还没有协调好关系，有些毕业时定为下乡对象的沿线小站铁路子弟因为没有去处而没有下去，过后招了工。你要我利用这个机会争取招工，即使不能招工，宁可打零工也不要下乡，说乡下很苦，何况现在招工很少，下乡后能否上得去很难料定。

你所说的前一种情况确实有过。但现在不行了，国家抓得很紧，铁路和地方已经协调好。前一向我姐姐托她厂里的关系来招我，结果被县劳动局卡住了，说我不符合留城的条件，不是招工的对象。你也知道，每家每户只能留城一个，我兄弟姐妹四人，我哥哥姐姐进了工厂，我妹妹尚在读中学，下乡我是在所难免。今年三月份我已满十七岁，当地公社通知我，要我做好下乡的准备，我估计我很快就要下去了。

至于抗命不下，那更是千难万难。

我们车站有一个罗叔叔，娶妻陈阿姨。陈阿姨是六六届老高中毕业生，六八年下乡她不去，待在城里做临时工，被吊销城市户口，成了黑户人家。１９７０年他们结婚，生有一子，生活异常艰难。陈阿姨和孩子没有户口，国家不供应粮食，全靠买黑市粮，价格高昂且不说，还不能保证时时买得到，黑市粮是国家打击的对象，只能偷偷摸摸，因此常常断炊断粮。穿衣也成问题。买布要凭国家按户口发放的布票，陈阿姨和孩子当然没有，孩子的衣服靠别人赠送。其他副食品如糖和食油也是这样，也要到黑市上买高价。罗叔叔工资不高，每月三十八元，结婚后陈阿姨的临时工也做不成了，每月不到发工资家里就没钱了。罗叔叔常常为陈阿姨和孩子的户口上访，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激愤之余，他在车站厕所里写了一条反动标语：“誓与毛贼血战到底！”攻击毛主席，极为恶毒，要是普通人不枪毙才怪呢，幸亏他出身革命军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位老红军，他的继母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现役军官，他本人也是转业军人，洪阳铁路分局的军代表又是他父亲的老战友，因此他只被开了一场批斗会，连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都没戴。

不过，那场批斗会也够他受的。他本是激进的“革命派”。“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第一个在我们小站闹腾起来，手握榔头，到处破“四旧”。我家有土改时从地主家分来的两张太师椅和一张牙床，上面有龙凤雕像，他说是迷信，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榔头一顿狂敲，打个稀巴烂，害得我父亲心痛得差点流下眼泪，却也敢怒不敢言。社会上刚刚出现“刘少奇、邓小平是走资派”的流言，他立即提来一桶石灰水，在墙上书写“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标语。我们车站的宋妈小心翼翼地劝阻他，说还没有中央文件，不能听到风就是雨。他眼睛一瞪，责问道：难道革命还要等中央下指示吗？然而，批斗会上，他却像蔫了的茄子，低着头，痛哭流涕，不停地说：“我有罪，我恶毒谩骂毛主席，我罪该万死！”会场打倒他的口号震天响。昔时的朋友和同事都义愤填膺地批判他，揭发他，表示与他划清界限。他成了孤家寡人。

他原来是车站行车值班员，为保证行车安全，改调站务员。站务员一般是由女性或者是因身体不适合搞行车的男职工担任，当然也包括政治上不可靠的。

他的父亲本就对他不满：全家都在部队，唯有他转业，给他介绍一个女兵他不要，却贪图美色，和一个伪保长的女儿结了婚。现在居然狗胆包天，辱骂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父亲愤怒到了极点，绝望到了极点，宣布和他断绝父子关系。原先他的父亲多少对他有所接济，现在一分钱也不给了。至于陈阿姨和孩子的户口，想都别想。陈阿姨终日以泪洗面。你想，陈阿姨不过是女流之辈，尚可嫁人做靠山，也落得如此下场。我一个男人，将来要成家立业的，没有户口，没有粮食，没有稳定的工作，连自己都养不活，遑论养家？

好了，就写到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钟明

一九七四年六月六日

钟明刚写完，就听到母亲催唤：“你怎么还在写？都快八点了，马上就要走了。”

“就好了，就好了。”钟明一边答应，一边把信塞进信封。他匆忙洗过脸，吃过早餐，戴上草帽，挑起水桶，拿着刷子，朝月台走去。

一列火车吐着长长的浓烟，顺着月台，不屑一顾呼啸而过，留下难闻的煤烟味。月台边一排长长的冬青树，在初夏的阳光里慵懒地伸出枝叶。月台中间的大槐树，像垂暮的老人立在那里，无声无息。

月台的一端，堆放着重晶石，带泥粘灰待洗的重晶石，就像一堆弄脏的白雪；洗净的重晶石，晶莹透明。

洗重晶石不难，只要把它放进水盆里，用竹刷刷洗干净，选出杂质即可，只是挑水和搬动稍大的重晶石要用点力气。

重晶石矿才办，因为要靠车站联系火车皮，所以就把洗重晶石赚钱的机会让给了车站家属。

车站家属只有六人，其中吴妈和宋妈年逾六十，王妈和小雪的继母夏妈以及钟明的母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李阿姨最年轻，三十出头。夏妈身强力壮，力气活都由她干，因此她成了领头人。钟明来了以后，力气活交给了他，但发号施令的依然是夏妈。

洗重晶石报酬不高，一年到头三百六十天，除了春节几天外，没有节假日，从早到晚，风雨无阻，每个月只有二十多元。不过，这班家属倒也满足，反正没事，闲着也是闲着，这活不算太累，还可聚在一起，聊聊家常，说说笑话，更主要的是二十多元钱对她们来说是可观的收入。她们大都来自农村，虽然跟着丈夫吃上了国家粮，但是没有工作，能赚一分就是一分，还有助于提升她们在家中的地位。李阿姨自豪地说，以前都是她照顾她老公，现在是她老公伺候她，洗衣做饭全由她老公包了，还时常给她买些好吃的。

这班妇女开心地笑了。

可是钟明夹在她们中间，却感到无聊，度日如年。

不单单是她们，整个车站，整个时间，都使他感到压抑。

在他儿时的记忆中，车站很美。月台中间是间隔均匀的槐树，边上是一排剪得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常年翠绿的冬青树。车站前面的小花园，红色、黄色、紫色、白色的鲜花四季更替。车站院子被围墙和房屋围得四四方方。院子大坪的一角有一口水井，水井旁有一棵石榴树，五月，榴花似火；十月，绽开的石榴，露出银牙般的果实。院子外的左侧是菜园。菜园有一口池塘，一到秋天，池塘边上冒出一丛丛色彩鲜艳的喇叭花。

车站虽不大，但足够他们小孩子玩耍。春天，他们跑到山上采野花；夏夜，在菜园子捉萤火虫，捉迷藏，听池塘的蛙鸣；秋日，偷吃石榴树上的石榴，吸吮喇叭花甜甜的汁液，荡秋千；冬天，在院子里堆雪人，打雪仗。他们还会疯到车站后面的小街上去，和街上那帮农家子弟打架。

车站是他儿童时代的整个世界，如今他很孤独。儿时的伙伴大多随父母调离，只剩下小雪，小雪在外地上高中，周末才能回家。街上有几个农村小学同学，可是他们每天都要劳作，而且，车站的那道冬青树，那严严实实的围墙，不仅从地理上，还从精神上把他们分割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他找过他们，他们客气有加，热情不足，不再是儿时那种亲密无间。车站有一些青年职工，其中有一个还和他同龄，可是他和他们处不到一块。他们已功成名就，虽然不像李大富那样露骨，然而潜意识中在他面前总是流露优越感。

夜晚，他常常在车站月台上徘徊，他只有这个地方，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车站今非昔比，月台边上的那排冬青树，宋伯在世时，拿着大剪刀，剪裁得整整齐齐，现在无人打理，乱蓬蓬的，高低不平。车站原本精致，过往的旅客赞不绝口，而从夏叔的前任站长来了以后，大兴土木，房子修到了月台上，把整个车站弄得凌乱不堪。

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回忆儿时的生活，怀念逝去不久的高中岁月。

二

钟明是在蓝山县一中读的高中。

蓝山一中是百年老校，是在自宋代沿袭的书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坐落在蓝山县城边上的天马山之麓、湘江之滨。

高大宽厚朱红色校门的两侧，蹲着石头狮子，像威武的哨兵，守护着学校。校门的大梁上，悬挂刚劲有力“蓝山一中”四个大字的金黄色的横匾。

走进校门，是一条宽阔的大道。大道两旁的一排排女贞树，修剪得整齐划一，绿得发亮，像等待检阅的士兵，静默伫立。

女贞树之外，是一排排教室和宿舍，运动场和小花园错落其间。教室之间都有一条红色的木制走廊相连，一直通到学校大礼堂。大礼堂两用：平时做学生餐厅，大型活动把餐桌移到边上作为会场。

沿着大道再往前，是学校的大操场，也是蓝山县最大的操场，宽广无比，看上去就像群山怀抱的小平原。大操场的周围，是一座座小土山，杂长着树木、蔬菜和花花草草。

书院就在土山上面，古色古香，虽然破旧，但雕梁画栋，依然可见。它肃穆地立在那里，见证着千年的风风雨雨。

书院的后面，是一座小石山，小石山的一面，是刀劈斧削似的悬崖峭壁，面对湘江。山上林木参差，怪石嶙峋，石头形状各异，有的如卧地醉汉，有的如望穿秋水盼夫归的痴情女子，有的如一尊巨大的坐地铜钟，有的如引吭高歌的雄鸡，与山上的林木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妙的山石画：蓝天白云，青山静默，碧水长流，山水相依，或有一素衣女子，坐于石岗之上，抚琴而弹，或有一白须飘飘的老者，对着书案，挥毫疾书。

更可观者，悬崖峭壁之上，立着一座宝塔，高耸入云。宝塔又名文昌塔，取“文化昌盛”之意，相传是明万历年间修建。站在宝塔顶上，放眼望去：江面渔船点点，水鸟飞翔，两岸树木葱茏。

学校如此美丽，如此典雅，可是钟明那时却想逃离学校，饥饿让他害怕。

学生在大礼堂集体开餐，八人一桌，各人有自己编号的饭钵。每餐三两饭，三分钱菜，可以在饭钵里加米，但要贴一张一分钱的煤水票。三两饭，大师傅在量米时还要用大拇指刮去一点，实际上只有二两五六钱。这一刮每天可为学校刮出几十斤剩米，养猪用不完，学校又不敢私自占用，只得上交国库，受到县里批评，说是克扣学生粮食。批评归批评，学校依然我行我素，剩余总比亏空好，亏空谁来填补？省下来的米怎么办呢？学校把它补助给困难学生，既可免克扣之恶名，又可收救济学生之美誉。学校领导都是高智商的知识分子，这点小事难不住他们。当然，补助往往给农村学生，城里学生是没有份的。三分钱菜，不是蔬菜就是咸菜，咸菜有时还有蛆，别说有肉，油星也难见到。饿得大家齐发慌，最后一节课都趴在桌子上，巴不得早点下课，早点吃饭。

吃饭以班为单位，排着队，唱着歌，沿着走廊到食堂去。这时学校最热闹，歌声一浪高过一浪。唱得最多的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她，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年轻人好胜好名誉，尽管在课堂里饿得趴在桌子上，此刻人人却使尽最后一点力气，生怕别班歌声盖倒本班。这样一来，肚子就更饿了。

钟明比别人还饿。一中的学生大多来自县城，少量的来自农村，他们都是本县人，周末可以回家带米带菜，还可补充营养。钟明家在外县，很远，县城不通铁路，要先走二三十里地到火车站，再坐一百多里火车才能到家。每天往返火车共四趟，早晚往返各两趟，晚上坐火车到家，第二天早上就得坐火车返校，否则就会旷课。因此钟明很少回家，自然很少带米带菜。城镇中学生男生粮食国家定量每月三十三斤，钟明每月剩余的六斤粮票无处可用，两年高中下来，他积攒的粮票一大把。父亲每月给他两元的零用钱，远远不够花，除去购买牙膏肥皂和理发等，剩下来的只有一元五毛钱左右。到学校附近的宝塔街买一个馒头要五分钱，一元五毛钱只能买三十个馒头，因而钟明每天最多也只能多吃一个馒头。父亲有父亲的考虑，他要对子女一视同仁。钟明的哥哥姐姐读的是铁路子弟中学，父亲每月给他们十元钱。钟明每月伙食费七元二毛钱，零用钱两元，另学杂费每年六元，加起来平均每月差不多也有十元了。可是父亲没有考虑到铁路中学是不用交学杂费的，哥哥姐姐还可以周末坐火车回家，省些伙食费，顺便从家里带些菜，铁路子弟坐火车不用买票。铁路中学食堂伙食一般比较好，铁路暗中有补贴。钟明的姐姐和妹妹后来为这事多次埋怨父亲，说父亲亏待钟明，父亲总是愧疚，低头不语。

钟明每次捧起饭钵，两眼燃起饥火，恨不得一口吞掉。可是他又舍不得，吃完就再也没吃的了。他细嚼慢咽，如同品尝山珍海味。他只有周末才能吃几顿饱饭，此时县城同学都回家，学校规定，要停餐，须事先办理停餐手续，许多同学嫌麻烦，把饭留给在校的同学吃。那几餐，钟明每顿都要吃三四钵，吃得肚子都快撑破，可还是觉得饿，肚子里没有油水。

郝石家住县城，离校不过三四里。他时常邀钟明到他家吃饭，每次他奶奶都要把大块的肥肉夹到钟明碗里，说他身子痩，要多补补。无奈钟明虽然一副穷人的身体，却没有穷人的胃，他从不吃肥肉，一吃肥肉，百分之百拉肚子。他推辞，奶奶不让，以为他是客气。那时肥肉比瘦肉贵，人们肚里普遍缺油，哪有不吃肥肉的。钟明不好对奶奶和郝石明说，怕有拂他们的美意，只得霸蛮咽下肥肉，一吃完饭，便慌忙上厕所，差点拉在裤裆里。这下他越发痩了，痩得就像宝塔下面似刀劈斧削的悬崖峭壁一样，只剩下骨头架子。他再也不敢去郝石家，郝石拉他去，他也不去，说太麻烦了，他不好意思再去。

郝石生气道：“你这么见外，我们还是朋友吗？”

钟明胡搅蛮缠：“我要你到我家去玩，你怎么不去？”

“这哪跟哪，你家那么远，我怎么去？”

“你嫌我家远，不也是见外吗？”

郝石哭笑不得。

只有寒暑假在家钟明才能胖起来，而且像海绵吸足了水一样，胖得判若两人。那一年暑假钟明刚到家，父亲开玩笑，要小雪做他的儿媳妇。父亲常常是这样开玩笑，小雪照例是红着脸，“咦咦”几声。新来的李阿姨看看面若桃花的小雪，又看看面黄肌痩风一吹就倒的钟明，为小雪不平，嘀咕道：“也太自不量力了，没有这么糟践人家女儿的。”事过一个月，钟明胖了一圈，体重增加了十六斤，平均每天增加半斤。母亲玩笑道：“猪还没长得这么快呢。”李阿姨惊讶地打量钟明：“哟，你也长得蛮好看嘛。”回到学校，雅琴和一个女同学碰见钟明，雅琴怀疑看花了眼睛，问那个女同学：“这是钟明吗？”那个女同学不敢肯定，雅琴又问钟明：“你是钟明吗？”钟明恼道：“不是我还是谁？你怎么连我也认不出来了！”雅琴大笑：“你是钟明呀，我还以为我撞到鬼了，你胖成这个样子，哪个还敢认？”到校不出一个月，钟明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样子。

饥饿难受，上课也难熬。那时流行“读书无用论”，读书又不能上大学，还不是当工人，当农民，当兵，要那么多文化干什么？考试没有压力，开卷考试，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何必去费那个功夫。学生虽不愿上课，课堂纪律却很严，不准叫小话，不准看课外书，不准打瞌睡。只有上午第四节课，老师才比较宽松，看到同学们都趴在桌子上，只是“唉、唉”地叹气。可是老师催交作业，却一点不留情面。连那个宽厚而风趣的化学邢老师也是这样，他常常模仿学生的语调拖长声音批评道：“有的同学很油的啦，你要他交作业，他说，‘老师喂，等我吃饱了再交，好不好？’我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吃饱，他说你把你那份饭菜给我吃，我就饱了。你们看看，这是什么道理？哦，我把饭给你吃，我就不吃了？”全班哄堂大笑，这样一来，大家更没把他的作业当回事。

有一次，钟明和一个男同学没有交作业，邢老师照例批评：“现在钟明和黄飞也学油啦，作业迟迟不交啦。”黄飞咧开嘴笑，钟明却哭了起来，他在班上年龄最小，还没有学会豁达，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邢老师吃了一惊，走到钟明身边，拍着他的肩膀：“不哭，不哭么。”他转向全班同学，用他那已经习惯的语调说：“你们看看，钟明是很有志气的啦，知道知耻而后勇啦。不像你们啦，一个个脸皮厚得连针都插不进啦。你们应该好好向钟明学习啦。”全班同学又一齐笑了起来。

课后，雅琴把她的化学作业本递给钟明，要钟明抄写。其实，她也是抄郝石的，她知道钟明是郝石的好朋友。钟明还没有推开，就被雅琴的同座女同学一把抓过：“给他抄什么抄！小气死了！上次我要抄他的作业，他赶紧把作业本塞进书桌。”

钟明气得站起来：“我就不给你抄，怎么样？”

“哼，有本事就不要抄别人的！”

雅琴笑着把他们拉开。

这种书没法再读了，他要找教务处主任陈老师，请求转到他家所在地东桥县一中，至少不会挨饿。

钟明入学不几天就认识了陈老师。那一天，钟明生病卧床，同学们都上课去了，就他一个人在寝室，不知如何是好，眼泪巴巴下来。陈老师为他请来校医务室的医生，吩咐食堂专门为他做了一碗面条。陈老师守在他身边，直到他打完针吃完面条才离开，临走时嘱咐他好好休息，按时吃药，不要着急，安慰他说病很快就会好。钟明感到特别温暖，病一下就好了一大半。就是那一天，钟明记住了陈老师。陈老师记忆力真好，仅仅一次接触，他也记住了钟明的名字。

一天，钟明正在看班宣传委员出黑板报，陈老师过来，问：“钟明，你怎么不写呀？”

钟明不好意思：“我字写得不好。”

“字不好可以学嘛，你是学生嘛，”他招呼班宣传委员：“邓天生，你休息一下，让钟明写。”

钟明还没看到他不能叫出名字的同学，同学们都很敬重他，崇拜他，热爱他，常常提起他。

陈老师是典型的布尔什维克，活生生的保尔。他脖子上有一块大疤，是他五十年代在大学读书时治疗喉癌留下的。医生断定他活不过五年，后来跟踪调查，发现他还健在，活了将近二十年，觉得不可思议，说全世界都很少有这样的先例。陈老师笑笑：“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创造世界奇迹。我根本不把它当回事，该学习学习，该工作工作。”

他妻子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不能生育，为连一个孩子也不能给他留下而愧疚。他安慰道：“不要紧么，不要紧么，我们是革命夫妻，学生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都是我们的孩子。”

他上政治课，就像战前动员，慷慨激昂，热情奔放，加上他的人格魅力，把同学们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了。

见钟明要求转学，陈老师亲切地问：“为什么要转学呢？”

钟明不好意思说出理由。

“是不是学校不好？”

“不是，不是，”钟明连连摇头。学校哪能不好呢，光是有陈老师，学校就一切都美好。钟明转学的念头迅速土崩瓦解。

“好了，好了，你这小脑瓜别想得太多了，还有一个多学期就毕业了，抓紧时间，好好学习。”

毕业的那一天，钟明和郝石坐在宝塔下面，望着江面那淡淡的宝塔的倒影，郝石伤感地说：“我们今后再也不能回到学校了。”

钟明却欢欣鼓舞。高中一毕业，就意味着他是成年人了，可以像大雁一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

现在，他跟郝石一样，怀念那一去不复返的学生时代，怀念那份纯真，那份友情，那份快乐，那份美丽。饥饿，似乎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回忆起来是那样的亲切。孤独比饥饿还要难受。

三

钟明怏怏地坐在水盆前，拿起刷子，刷那令人心烦的石头。

那班女人迟迟没有动手，李阿姨新穿一件“的确良”短袖衬衫，她们围着看新奇。

王妈取笑道：“小李，瞧你穿的，里面的乳罩都看得见，还不惹得你那口子火急火燎。”

李阿姨笑嘻嘻地说：“王嫂，要不你也试试，保证你那口子每天都要。”

钟明的母亲提醒她们注意，说这里还有一个黄花郎呢。李阿姨浪笑道：“钟嫂，钟明还小么？恐怕现在也知道摩席子了。”

钟明赶紧把脸扭到一边。

李阿姨对王妈小声说道：“我看钟明长得也不错，与小雪挺般配。”

“是呀，”王妈附和：“听说李大富正在追小雪，不知小雪是怎么想的。”

李阿姨不屑一顾：“就他？瘦得跟麻秆一样，皮包骨，还想追小雪，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况且比小雪大那么多，还犯过错误。”

“你们在嘀咕什么呢？”夏妈问道。

“我们嘛，想给钟明和小雪做媒。”李阿姨玩笑道。

钟明的母亲笑道：“夏妈哪会看得上我们家钟明。”

夏妈说：“好是好，就看小雪，女大不由娘。”

听到小雪，钟明心里一动：今天是星期天，小雪应该从学校回来了。她常常帮她妈洗衣服，也许这时正在车站水井边洗衣呢。他盼望郝石来信，更渴望见到小雪，小雪是他生活中的一抹亮色。他借口换水，挑起水桶朝水井走去。

小雪果然在那里。李大富也在那里。李大富双眼泛白光，老鼠般死死盯着她。小雪厌恶地扭过身子，正准备“啐”一口，突然，看到了钟明，眼睛一亮，刹那，羞涩地低下头，绯红的两颊，犹如天边燃烧的霞光。

钟明木讷地杵在那里，仿佛兔子一样怦怦的心，此刻要跳出来。

李大富见状，心里很不是滋味，无名怒火冲向钟明。他上下打量满身泥水的钟明，讥刺道：“钟明，打水来了？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了，都快六年了。”

钟明讨厌李大富。

李大富１９７０年到杨花车站工作。

杨花车站同钟明家的丹阳车站一样是个小站，连职工带家属不过四五十人，地处荒山野岭之中。丹阳车站后面还有一条小街，而杨花车站四周没有人烟，只有两条冷冰冰的铁轨与外面的世界相连。寂寞的山林，飘拂的杨花，催生人的荷尔蒙。杨花车站的男人和女人，像发情的山猫，叫春不已。

人一旦突破道德底线，便无羞耻可言。互睡妻女，成了杨花车站一大乐事，一桩再寻常不过的事，完全是等价交换，用不着嫉妒，用不着吃醋，无所谓戴绿帽子，戴绿帽子是那些吃了亏的男人。

唯一洁身自好的杨花车站站长，面对淫乱，毫无办法。他不敢惩治，毕竟法不罚众；不敢声张，因为自己的妻子、女儿也深陷其中，家丑不可外传。

李大富初来乍到，如鱼得水，迫不及待融于其中，乐此不疲。

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说得好：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

杨花车站淫乱之风的始作俑者蓝天和的确疯了！他以为天下的女人都像杨花车站的女人一样，可以随意摆布。他即将派到非洲的坦桑尼亚援建铁路，想到这一去两年不能碰女人，甚至见不到光鲜的女人，他心里发毛。他不能亏待自己，要在出国前好好补偿。

杨花车站数里之外有一个农村代销店，营业员是下乡女知青桃花姑娘，人如其名，长得像桃花一样好看。

蓝天和充满自信来到代销店。一个下乡的小姑娘，在他这个工人老大哥面前，还不是唾手可得。

他拿出一包避孕套，淫笑道：“小姑娘，你看我戴哪个合适？”

桃花姑娘脸上气出了血色：“不要脸，流氓！”

“哟，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哥哥今天就想和小妹妹流氓一下。”

“拍”的一声，蓝天和脸上重重挨了一耳光。

桃花姑娘刚烈中更显妩媚，比起杨花车站那班娘们要刺激多了。蓝天和兽性大发，猛地抱住桃花姑娘，魔爪在她的胸脯上乱摸乱抓。

一副手铐铐走了蓝天和，以强奸未遂罪和破坏知青运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好在是未遂，否则他将人头落地。

想到自己在铁窗里苦熬三年，而妻子却继续和那般野男人寻欢作乐，蓝天和感到天大的亏本。他不能白白地便宜他们，死了也要拉个垫背的。他要交代，要全部交代。

杨花车站浮出了水面，成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典型。洪阳铁路分局震惊，派出包括公安人员在内的工作组进驻杨花车站，强力整治。站长因渎职被革职，其他当事的职工大部分被开除路籍。

李大富惊恐之余，认识到只有老老实实诚恳检讨错误才是唯一的出路。他痛哭流涕，说自己辜负了党的培养，真是罪该万死。组织上念他年青，只给了他记过处分，以观后效。

李大富劫后余生，又恋起他那一去不复返的快活时光，不免气愤，私下骂道：“他妈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官的能搞，我们怎么就不能搞！”１９７１年，李大富调来丹阳车站。丹阳车站民风淳朴，李大富虽有放荡之心，却也不能不收敛。他自觉无聊，便从风月笔墨中寻求刺激。《水浒传》里的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偷情情节，他读得滚瓜烂熟，讲得口水直流：

“话说西门庆路过一幢楼房，掉下一根竹竿砸在他的头上，他抬头正要开口叫骂，却看见一个美艳无比的娘子在晾衣服，原来竹竿是她不小心掉下来的。西门庆见到她后，寝食难安，一打听，方知这娘子是武大郎的老婆潘金莲。他买通潘金莲的隔壁邻居王婆为他穿针引线。王婆以做针线活为名，常邀潘金莲来她家帮忙。西门庆事先在王婆家等候，趁机接近潘金莲，王婆有意避开。潘金莲亦知其意，不予点破。一天，潘金莲在王婆家做衣，不小心把针线掉在地上，她正弯腰去拾，坐在她旁边的西门庆抢先一步捡起，趁便在她的小腿上捏了一把。潘金莲笑道：‘莫非公子有意调戏小妾？’西门庆亦笑道：‘小生仰慕娘子已久，还望娘子成全。’于是，俩人滚到了一起。”

李大富热衷于此道，车站的青年职工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他“老婊子”。

李大富终究熬不过。不久，他以恋爱为名，缠上了钟明的一位高中女同学，一个长相和声音像电影里的刘三姐一样甜美的十七岁的清纯少女，和李大富站在一起，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少女单纯，容易上钩。李大富深谙此道，专在少女身上下功夫。

当时钟明刚上高中二年级，才十四岁，单纯得像一张白纸。有一天那位女同学来李大富处，恰巧郝石到钟明家玩，被他俩碰见。

钟明诧异，问她怎么认识李大富。

她支支吾吾，李大富笑而不答。

郝石忙把钟明拉到一边，小声说：“他俩肯定在谈恋爱。”

钟明大吃一惊：她怎么能这样！在钟明的意识里，中学生谈恋爱，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作风，就是道德品质问题，何况李大富作风不好。他要告老师。郝石到底比他大两岁，比他懂事，劝他不要管闲事。钟明不听，认为这是在挽救她。

这位女同学受到了老师的批评，李大富大骂钟明是“混世魔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从那时起他对钟明冷眼相看。

１９７２年，那位女同学上山下乡，李大富担心婚事遥遥无期，又嫌她不懂风情，不像杨花车站那班女人，任他巫山云雨，便与她分手。后听说那位女同学和一个男知青好上了，又勾起他的占有欲，毕竟花容月貌，岂容他人夺爱？自己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不能做妻子，做情人也好。纠缠的最好办法是索赔。他仔细算了算，他在那位女同学身上一共花了三十元。

同事大刘听了发笑，劝他就是三十元钱，不要计较。

他却认真道：“三十元也是钱，不能让她沾一分钱的便宜。”他清楚三十元对一个女知青来说不是小数目，一下难以还清，这样他便可和她周旋；倘若真的还上了，也可减轻他的损失，何乐而不为？因此，他借口索赔，经常去信骚扰，还把他和那位女同学以前的情书寄给她的男友，企图以此逼她就范。

那位女同学和她的男友忍无可忍，和几个男知青一道来丹阳车站找李大富讨说法。

李大富怕打，躲在房里不出来。车站几个青年职工讥笑他是懦夫。他不甘此番羞辱，又听他们担保无事，这才走出房门。见到昔日的恋人，他情绪失控，手舞足蹈，对着她说：“你曾是我亲爱的妹妹，我曾是你亲爱的哥哥，你拉过我的手，我吻过你的嘴唇。”

那位女同学骂他不要脸，她的男友气得捏紧拳头，就要扑上来，被同伴拉住。

李大富的脑子清醒过来：说不定会有血光之灾。他满脸冒汗，唾液四飞：“现在你再也不是我亲爱的妹妹，我再也不是你亲爱的哥哥。从此我们天各一方，你过你的桥，我走我的路。钱我不要了，就算送给你的礼物。”

如今，他见小雪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又打起小雪的主意，有事无事总要找小雪搭讪。要得到小雪，先要讨她父母的欢心。小雪的父亲夏叔是车站站长，李大富对他百般奉承。在车站工作总结会上，李大富大肆吹捧在夏叔的英明领导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末了，竟然还祝夏叔万寿无疆。夏叔眉头紧皱，严厉斥责：“李大富同志，请你注意措辞，什么‘英明’、‘万寿无疆’，只能用于毛主席。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李大富像煮熟的虾米，弓着背，连声说道：“是，是，还是站长水平高。”

李大富看出小雪爱的是钟明，钟明是他的最大障碍，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他要挫败钟明，要时时刻刻提醒钟明：他李大富要比钟明高一等，小雪非他莫属！

有一次钟明下工回家，碰见李大富查票。旅客借口李大富没有站在出站口，不合规矩，拒绝验票。俩人争执不下。钟明虽然不喜欢李大富，但没有李大富那种坏心眼。他为李大富帮言，说在车站范围内，车站职工有权在任何地方查票。那位旅客见钟明戴着斗笠，一身泥一身水，以为他是当地农民，轻蔑说道：“你算什么？又不是车站的，有什么资格说话！”李大富面有得意之色，抖抖铁路制服，对旅客说：“他没有资格，我总该有吧？”

眼下又见李大富挖苦自己，钟明没好气：“你是你，我是我，有什么可比的！”

李大富皮笑肉不笑：“这不是关心你嘛，没有工作，连老婆都找不到。”

小雪白李大富一眼，咬着嘴唇，提起水桶，转身就走。一尊背影有一种仙仙的美，像电影里的七仙女。李大富眼睛看得发直。

钟明挑水回到工地。

夏妈提议早点休工，说过几天就是端午节，她家的粽子还没包。

钟明随口邀请夏妈到他家吃粽子。

夏妈问道：“我为什么要到你家吃粽子，嗯？”

钟明面红耳赤，不知如何作答。

女人们吃吃地笑着。钟明的母亲恼羞地瞟了钟明一眼。

收工回家，夏妈和钟明並排走，她想起了什么：“钟明，你是好伢子，想娶我们家小雪，还得努力么，嗯？”

钟明脸上燥热。李大富的羞辱，夏妈的提醒，激起他强烈的自尊心。他暗暗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和小雪在一起，不然愧对小雪，枉为男人。可是以后怎么办？总不能像现在这样，让青春和生命白白流淌吧？他渴望走出这块狭小的天地，到外面世界去开始新的生活。

四

下乡是钟明唯一的出路。

自从１９６８年毛主席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以后，下乡的政策一年比一年紧。１９７０年他初中毕业，那时他们除了升高中的以外，凡是年满十六岁的，大部分招了工。等到他１９７２年高中毕业，下乡就成了他们初高中毕业生的主要去向。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要怪就怪自己年龄小，没有赶上时候，要不他现在也是一名工人，免得受李大富耻笑，受人轻视。

他碰见一位初中同学，穿着一件印有“洪阳机器制造厂”的工作服，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得意地说：“我是工人大老粗，不像你，是知识分子。”工人是一种荣耀，一种身份，一种地位，“大老粗”是工人作为领导阶级的象征，比起知识分子“臭老九”，它是革命的符号，光荣的称号。高中生还没有资格称为知识分子，但知识越多越反动，当不上工人阶级，自然没有初中生有出息。

世上没有后悔药。他只能上山下乡，就是上山下乡也比现在要好，早下早有希望，早些招工招干上大学，何况那山野风光也令他心仪。

高中毕业前那年春天到挂榜山学农的情景至今令他回味。

挂榜山很高很大，山峰直插云霄，成片的树林，遮天蔽日；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一山连着一山，一直红到天边。清晨的红日，像一团火球，跳跃，膨胀，最终吐出万道金光，驱散云雾，大放光明。钟明和同学就像出笼的小鸟，满山乱窜，呼吸清新的空气，狂饮甘甜的泉水，采野果，摘鲜花，追野禽。夜幕降临，有时狂风怒吼，林涛轰鸣，好似千军万马奔腾；有时明月朗照，一片寂静，只有小虫低吟浅唱。在融融的月色中，他们爬上高高的山顶，遥望映射在夜空中的洪阳城的灯火，放声高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歌声随着山风，飘散得很远很远，似乎连北京城里的毛主席也能听到。

这种生活实在太美太有趣了，如同仙境，比起整天关在教室不知强出多少。怪不得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对于“大有作为”，钟明还很朦胧，在他的意识中，下乡知青金训华为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献身，邢燕子扎根农村干革命，就是“大有作为”，这些也曾点燃他的激情。他想象金训华一定高大，在滔滔的洪流中，他的身躯像一堵高墙，抵住顺流而下的电线杆。雨过天晴，彩霞为他披上了盛装，鲜花开满了他的坟头。邢燕子一定英姿飒爽，领着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金光闪闪滚滚的麦浪中，挥舞镰刀，十里歌声十里香。不过，对于“广阔天地”，他更有切身的感受，甚至觉得，农村不仅是广阔的天地，还是美丽的天地，自由自在的天地，哦，还有浪漫的爱情。钟明读过《艳阳天》，小说中的主人公萧长春和焦淑红，在夜风吹拂的麦浪中，踏着月色，沿着乡间小道互吐衷肠，那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呀！

农村是苦。但是“苦”和“大有作为”一样，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不怕苦，苦也是一种美丽。苦菜花不是很苦吗？可是它却演绎出一部动人的电影。

当然，钟明也知道，农村不仅苦，而且还低人一等。

去年端午节，县里组织农村社员龙舟竞渡，许诺奖励冠军队吃国家粮。参赛者争先恐后，吃奶的力气都用上，要是把他们派上战场，个个都会是勇士，冲锋陷阵，前赴后继。他们边划边喊：“日他娘，操他娘，争冠军，国家粮！”一艘比一艘快，如同飞梭，令人眼花缭乱。

吃国家粮，意味可以进城当工人，变成城里人，拿工资，吃国家定量供应的口粮。吃农村粮，只能在农村当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粮食完全靠自己生产，有无多少自负，没有保障。虽说钟明的家也处在农村，四周便是农舍，但他是工人子弟，吃的是国家粮。在家里，他感觉不到有什么优越性，生活照样紧巴巴的，一个月难得吃几回肉，饭锅里经常掺杂红薯片，难以下咽，以后他一看到红薯就会反胃。水果是奢侈品，过年才吃得上，一般是那种最便宜最普通的莳菇。小时候他只吃过一两回香蕉，舍不得一下子吃完，珍藏在书包里，不时拿出来咬一口。穿的是哥哥的旧衣服。他上的是本地农村小学，在学校，他的优越性明显体现出来。中午在学校搭餐，农家子弟多半是红薯，他好歹有一份完整的饭菜；农家子弟的书包往往是用旧布料拼凑而成，他的书包是从商店购买现成的，那上面还有精美的花纹。农村同学常叫他“工人脑壳”，既羡慕又嫉妒。

想不到农村人竟然为了吃上国家粮而拼命！钟明想到自己，要是下到农村一辈子上不来怎么办，那不是一辈子吃农村粮吗？即便上来，那知青生活又会怎样呢？

小时候他常看到知青被赶下火车，有的还被民兵捆绑拷打。他们衣衫不整，面黄饥痩，胡子拉碴，不是光头，就是长发，活脱一个流浪汉。他清晰记得一张脸，一张很年轻的脸，眼神充满绝望。他被捆在柱子上，悲愤地说：“打吧！我们知青不怕死，死了早投胎。”一个民兵捏着他细小的胳膊，嘲讽道：“就你这样还充英雄？我只要用点力，你这手就会像鸡爪子一样折断。”他卷起袖子，夸耀道：“看看我们劳动人民的手多强壮。怪不得毛主席要把这帮臭知识分子下到农村劳动改造。”围观的人群“轰”地发出笑声。

１９７３年春天，乍暖还寒时候，传来消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于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写信给毛主席，倾诉其子在山区插队口粮不够吃，生病无钱医，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没有住房，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他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向毛主席“告御状”。

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读到这封信，心痛得流下眼泪。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５日，毛主席亲笔复信李庆霖：“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那时小站还没有子弟下乡，小站的人们从李庆霖的信中方才知道原来知青的生活是这样的艰难。震惊之余，更为毛主席的仁慈深深感动。毛主席日理万机，竟然关心一个普普通通的知青，竟然从自己的稿费中拿钱接济，到底是人民的领袖，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领袖的榜样具有无穷的力量。从那时起，小站的人们不再把偷爬火车的知青交给民兵，看到蜷缩在候车室的知青还送饭送菜。民兵再也不对知青动粗。

多年以后钟明才知道，自从李庆霖写信给毛主席“告御状”后，知青的遭遇接连曝光，不单单生活困难，而且受到殴打、强奸的事时有发生，锥子般刺痛千百万父母的心。也震惊了中央高层，一怒之下，大开杀戒，在全国各地惩办了不少迫害知青的罪犯。知青成了一道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尽管如此，先前的印象仍然是钟明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且还增加了新的疑虑：为什么他们要剃光头留长发呢？将来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吗？为什么人们同情知青？既然同情，必有可同情之处。知青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邢燕子、金训华和那张年轻的脸，究竟谁是知青？

钟明的内心交织着憧憬与不安。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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